如果这个问题在06年的电影之前提出，很多人都不知道答案。06年拍摄的把她推上了风口浪尖，因为违规操作等原因，在上映后被下档。这对李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当时非常，“我在想，我自己这一生当中到底要做什么，电影导演是我特别热爱的一个东西，一种职业，还是只是因为热爱电影才来到这个行业？我发现答案是因为热爱电影才来到这个行业，不是因为想做导演才做导演。”
熬了两年，推掉所有的采访和邀约，李玉又上了。于是有了这部的李玉目前最成熟的作品《山》，不论是口碑上，还是票房上，这部电影都创造了近几年文艺电影的罕见的好成绩。
李玉没有具体讲，这两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是自称“像个战士”一样的她，认准了一件事，就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头撞南墙也不回，就像她当初跨进电影圈里一样。
原本在央视《》的《生活空间》栏目当纪录片编导的李玉，有着不错的发展前景，她拍摄的《姐姐》、《守望》、《光荣与梦想》接连获得了好几个纪录片，当时《》的制片人陈虻有一次开完台里的例会，对李玉说：“你是一个有商业潜质
李玉的电影作《今年夏天》讲的是女同性恋的故事，只投资了40万，30多万是李玉卖掉房子赚的，另外10万中，朋友帮忙凑了一些。电影的拍摄团队也相当“杂牌军”，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费小平帮她张罗了一帮幕后团队，当时她的男友担任制片人，演员则是《》的老同事。
李玉的作就这么拍完了，对于只知道金鸡百花、金像的她来说，根本不知道电影要审查、需要发行渠道，直到有一天，她的一个美国朋友告诉她：“你知道欧洲三大电影节吗？你可以送到那里去试试。于是《今年夏天》在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获得了“艾尔维拉-娜塔瑞”。
李玉的哭点很怪，她从小不被所吓哭，就连电影题材，她也对纯粹的恋爱戏不感兴趣。“我不太愿意特别窄地讨论爱情或者温情。”事实大抵如此，《今年夏天》更像是对不同个人关系的解剖，《红颜》是少女意外怀孕后诞生的故事，讲的是一场背后的人性角力，到了《山》，我们终于看到一点常规爱情的痕迹，却在种种中被稀释掉了。
李玉并非爱情，只是，她觉得即便要拍爱情戏，也得是《佳人》那样的大时代背景下的故事，她觉得那样的爱情故事才会有意思。
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电影行业里，要想获得一致的肯定，一定要表现出跟他们一样的坚强和气质。这一点，李玉有点像她最喜欢的女导演凯瑟琳-毕格罗（《拆弹部队》）。
“我好想把拍成一个电影，比那个法国的《玛尔戈皇后》有意思多了，她从一个电影明星怎么样一步步走到的这个上，直到审判的那一天她还在挣扎。她到里面之后读的那些书，她与说的怎么样保养皮肤，怎么让自己看起来年轻。这个女人太奇妙了，就说她祸国殃民就简单了一点。”
因此，在采访当天，丢了手机的李玉“疾首”，里面除了有联系方式，她保存的各种故事和段子，就这样没了，尤其让她觉得可惜。
虽然在26岁以前，李玉并没有拍过剧情片，但不能形容她是门外汉，更多的，她是以一个天生的创作者的身份进入电影圈的。
虽然从小是跟男孩子玩儿，但内心里，李玉纤细。二十一岁时，她写了一个叫《我爱你》的剧本，讲一个少女和各种各样男人的交往。男人们都在这个十六岁的少女，而少女却信以。其中有一段写少女早上起床，“两只乳房就像两只白鸽一样，好像要飞离她的身体”——这种极具画面感的思维和想象，让她早已具备了成为导演的潜力。
什么让李玉成为了现在的李玉？她特别提到了书籍对与兵妹妹在机房她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四部电影，李玉都是自己写剧本，自己当导演。她去，最爱逛的就是诚品书店，每次都拖回来满满一箱，她的很多灵感都来自于书籍。
拍摄纪录片的那段经历，无疑对李玉的个人创作有着丰饶而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一点从她拍戏对的使用就能看出。拍摄《山》的足有20万尺，600本，第一天就拍了16本。李玉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把摄像机打开，对着演员拍，直到他们演到满意的程度。她一直希望让演员消除镜头的存在感，东京电影节在授予《山》最佳艺术贡献时，称赞“这部电影情绪流畅自然”——20万尺的成本没有白费。【查看全文】
不能不提制片人方励对李玉的影响，这个事业有成、在四川长大的大叔，其实很有来头：他是美国劳雷工业公司的总裁，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地球物理仪器公司。2000年，方励成立了劳雷影业，开始投资拍摄电影。他跟李玉在参加海外电影节时相识，从《红颜》开始合作至今，除了李玉，王超的《安阳婴儿》和娄烨的《颐和园》也是在他的投资下完成的。
谈到方励对其电影之产生的指导性影响，李玉这样说到：“ 我那时候很无觉，不是说我故意要跟审查制度对抗，是因为你突然碰到阻力，下意识就要对抗一下。但是方励说，其实你既然选择在中国做导演，拍的又是中国故事，就必须要承受这个，而且要变得有智慧，要把这个制度包容进来。看看在这个制度面前还能做点什么，而且又不自己的，又能让观众喜欢。”这让李玉开始思考和探索更多的可能性，譬如她一直想拍的悬疑片，当整个构想浮现出来的时候，李玉首先会考虑的是“、得到什么程度”。
至于她的早熟从多大程度上丰富了她的创作？李玉说：“太早熟的人是要受到的，因为你跟同龄人不匹配，别人傻呵呵玩的时候，你经常是那样一个状态。”【查看全文】
李玉还深刻地记得有一年参加电影节时的经历，那是在电影局举行的“电影之夜”上：“那时候杨德昌也在，侯孝贤也在，还有《海角7号》的导演魏德胜，侯孝贤拉着特别小的年轻导演的手，到处给他介绍，一会儿说，过来，下次跟他合作。当时我们觉得挺酸的，羡慕嫉妒恨的那种。年轻导演特别希望有归属感，张艺谋和陈凯歌为什么不弄一个之夜？他们之间好像还较着劲。”
因为4部电影在国际上都取得了很好的反响，李玉电影的国际发行渠道不差，加上方励这位伯乐的多年相扶，她目前已经不需要为找投资发愁，但是身边的所见所闻，在她看来，对于国内青年导演的成长，并不怎么健康。
“现在的中国导演不是特别团结，不太愿意帮年轻导演”，在李玉看来，电影圈的传帮接代很重要，“就像斯皮尔伯格，他的公司一直在培养制片导演。他说好莱坞希望在这些导演手里。”而令她失望的是“中国的一些导演害怕别人超过他”。
李玉经常在国外一些电影节里看到国内见不到的生面孔，她觉得他们有才华有想法，但是一问他们拍一部电影的成本，都低得惊人，“有的17万拍一部，有的只要了两万”——没有人相信他们。
由于电影票房的猛增和看似有利可图的前景，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了电影业，似乎找投资不再是一件难事。不过，李玉看到的是，“年轻导演稍微有了点希望，但是这也是零零散散的，你能一个制片人或投资人，你能找到一个机会，但依然非常少。”
当中国导演的五代、六代之分渐渐模糊，李玉这一代70后导演慢慢主流市场，由于成长的不同，李玉认为他们这代导演的伤痛“不一样”，“第六代最大的痛是经历过一些运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上不接，下也不接，80后比我们更一些，我们还受到一些传统的东西”。【返回封面】【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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