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冰山一角，2013年，同性恋公益组织“同志中心”曾向全国十个省的十家同性恋矫正机构寄去投诉信，结果不了了之。他矫正的第一个同性恋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个男同志，到了结婚的年龄却无法结婚，迫于压力，希望能够改变，给家里一个交代。
2014年3月1日晚，青岛一家同性恋酒吧内，一场“我们形婚吧”的主题派对在进行。 （东方IC/图）
世卫组织早就宣布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但中国医学界对此仍长期存在分歧，留下盈利的和尾巴，同性恋求医者成为“送上门的肉鸡”。
中国同性恋者的“平权运动”远比想象中困难。一个民间自发开展的调查报布会，邀请的医学家没有一个到场。
吴振躺在沙发上，看见咨询师捧着电击仪走了进来。他看了看，有点像高中物理课上的毫安表，写着“厌恶疗疗仪”。
这更像是一次卧底，身为“同志”，吴振反对成为矫正的对象，但这之前，他并不知道这样的矫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电流过体，他想，这种痛苦，线月，吴振将重庆心雨飘香心理咨询中心告上了法院，同时成为被告的，还有百度公司，只要在其网页搜索“同性恋矫正”，置顶的总是这家机构。
这只是冰山一角，2013年，同性恋公益组织“同志中心”曾向全国十个省的十家同性恋矫正机构寄去投诉信，结果不了了之。
早在1990年，美国医学会就，性倾向改变的可能性几近于零。但在中国，针对同性恋的治疗却方兴未艾，矫正、收费，再矫正、再收费，同志、医生、咨询师、焦虑的父母，共同繁荣了这盘“的生意”。
2012年秋天，一个女孩在微博上向同志中心求助，她的“女朋友”被自己的父母送进病院进行治疗。同志中心试图介入，但孩子无法父母，最终失去了联系。
这之后，中心开始关注中国的同性恋治疗。但甫一开始就陷入困境，负责人说，他们找不到愿意讲述治疗经历的同志，虽然在同志中心，他们就知道至少有两个人接受过治疗。
对同性恋的治疗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弗洛伊德曾研究用分析法将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1920年，他尝试为一位女同性恋进行治疗，通过和分析，重塑她对异性的观感。但后来，治疗不得不终止，当弗洛伊德发现她对接触男性如此厌恶。
之后四十年，各种治疗方法层出不穷，既有简单的冷水浴疗法，也有新兴的激素疗法，通过摄入雄性或雌性荷尔蒙，改变性向。脑叶切除手术，也成为一项并不惊悚的选择，出于主义，也有专家认为对男同性恋，最好的办法，是“教育性”的。
在这些矫正方法中，最流行的是厌恶疗法。将同性性冲动和惩罚以及令人厌恶的东西结合起来，形成条件反射。医生会提供同性的照片或者视频，当出现性兴奋时，有两种常见的选择，一是进行电击，二是注射“阿扑吗啡”类的药物，后者会带来剧烈的头痛导致。
在美国，197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40个同性恋“病人”了5天的电击治疗，平均每人总共接受了1050次电击。
同志中心找到了李言，他是吴振的朋友，曾接受过长达三个月的矫正治疗。如今，他成了一名坚定的反同性恋矫正者。
那是2011年，李言和男朋友的地下恋情被对方的父母所知，男朋友被押回老家相亲结婚，他无力挽留，整晚失眠。
在深圳的一家心理治疗中心，治疗师声称，同性恋是一种心理疾病，已经有很多治愈的先例，只需要三个疗程就能治好，每个疗程3000块，一次付清还能打八折。
李言刚刚大学毕业不到一年，他将自己的所有积蓄拿出来，还向人借了钱，“我只是说我有病，要治”。
电极被粘在，冰凉得让人不安，还来不及不好意思，治疗师就让他观看男同的视频，鼓励他放松，发挥想象。
机器是自动的，每当他出现性反应，就会产生电流，像一根针一样，从一点划遍。电流过后，他开始发抖，剧痛之后则是头晕，五六次后，他有些迷糊了，但治疗师鼓励他继续，否则他的病会一直这样子，他该想想被父母知道的后果。
这样的电击一周一次，除了身体的疼痛，更多的是恐惧，李言控制不了自己，一种强烈的耻感攫住了他，这就像是一种惩罚，在和他开着的玩笑。
两个月后，他突然被一种更大的恐惧，要是治不好怎么办？在这之前，他从未想过这种可能，但突然间，这种可能性像一道闪电击碎了他，他没法改变自己。
后来，他治疗师为什么没有效果，对方坦白，还有治了一年都没好的呢，必须继续治疗，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父母负责。但李言已经拿不出一分钱了。
几年后，李言将这次失败的治疗告诉了吴振，这成了后者决定“卧底”的动力之一，在起诉状上，他们这么写道，同性恋不是病，不需要治疗，更不能被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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