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佘结明，1951年生，前就读广州第三中学初一。我上有兄姐，下有妹。49年之前，父母从事工商业，都是小产业，有数间理发店、铺等。父亲历经“三反”“五反”运动，发觉势色不对，得鼎者并非之辈，于是赶在1952年封关前去了。父亲这一去，竟躲过了此后几十年的厄运，被亲友称为最有远见的一人。兄、姐后来也先后申请去了，留下我母亲及我兄妹俩在广州。
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母亲手下的产业统统被“”了去，叫做“公私合营”，母亲当了个“公私合营”的“资方代表”，虽然还当了“经理”之类，然而已经没有了话事权。承蒙恩典，每月有定息领取，但那是对方说了算的一个数目，我至今仍保留着那些定息领取证。
1957年，母亲因在上见到章伯钧的一句话，说“公私合营”就是“和平”，引起同感，与人说起，被人，于是被批作“章罗联盟”，划为，自此运交华盖， 时不时被，1971年更是以“”和“资本家”之身，被扫地出门，以“疏散”的名义，到无亲无故的云浮县，我都不知母亲是怎样活过来的，一家人就这样天各一方，母亲1979年获“改正”,还当了什么工商联委员。
像我这种“出身”的人，肯定是边缘人物，我也自小饱尝炎凉。1968年11月，随大潮“上山下乡”，到了中山县。
当时宣传“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经过锻炼，成为“事业人”，这些都是屁话，明眼人一看就明知“揾笨”，那些父母当红的，又或者虽经“”后又获得“解放”的，其子女就留城了，像我们这样出身涉“资”的，一个不留。去了农村，就自生自灭了。那些年农民过的是什么日子？突然来了一批知青，不是与农民争夺口粮、资源吗？我们与当地农民能“和谐”得了吗？近年来我上网，网上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论也了解一些，有人说这是“二十世纪的灾难”的，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过分。
偷渡潮汹涌澎拜，知青成了“督卒”的主力军，我当然也坐不住了。我有父、兄、姐在，萌发偷渡的念头是最正常不过的事。
我下乡在中山，此处离珠江出海口不远，周边不时传出有人偷渡去了港澳的消息，里面有当地人，也有下乡知青。下乡不久，我就有了偷渡的心思，这里偷渡，有两个方向，一是向南到澳门，二是乘船过珠江口对面去。下面我讲述我的五次偷渡经过（偷渡行话，五次就叫“五板”）
1972年4月，我实施第一次偷渡，是准备坐艇去，偷渡行话叫“着屐”（屐，粤音“剧”，即屐，木屐，小木船形似木屐）。我与中山当地人阿福一同去，阿福“出身不好”，备受歧视。我们偷到了一条小艇，一天晚上，带备了干粮就出海。准备划过珠江口，向进发。
水偷渡，一般会选月底，特别是每月25日至30日这些日子，因为此时月光少甚至无，不易被发现。当然，掌握潮汐水流也非常紧要，何时下水要十分考究，要事前做足功课。
结果，真不好彩，艇仔过了大小剷，到了垃圾尾，被经过的运输船发现，船号至今我仍记得，是粤江800，那时的运输船都有反偷渡任务，船上甚至还有枪。结果我们的船停，押上粤江800，一直拉到广州，被水上转交沙河站，关押了一个月。然后“解局”，“解局”又是偷渡行话，意即，送回了中山。中山的站称“金钟站”，在金钟关押了两个月后，又送回农科农科所 ，亦是关押一个多两个月，在审查期间天天强制劳动，喂猪、挖土、种菜、种树......
需要说的是，劳作固然辛苦，最难捱的还是饥饿，每餐几粒瘦米，如何挺得住千斤重担，辘辘饥肠，如何熬过那漫漫长夜？直到如今，每念及此，仍是恐怖的记忆。
1973年，我第二次去偷渡，这次是与阿波、阿恒一起去。我们在牛爬石“埋堆”——堆即是山，上山叫做“埋堆”。结果，进山不久，就一头撞见一个割芒草的阿婆，彼此没有答话，谁知是不是她了我们呢。入夜，稍事休息，准备分“老干”（分干粮），谁知阿恒，带来元宝衣纸香，烧了起来，祈求神灵。真是愚不可及，黑夜中烧起了这玩意，不是给人指向吗？不多会，只见阿波突然大喊一声：“有人！”，撒腿狂奔，我和阿恒谁也顾不得谁，闻声鼠蹿。民兵边叫喊边，晚上兼在山头，枪声分外清脆，连火药味都闻到，我顾不得许多，闭眼跳下山崖.......
清晨时分，我竟然见到阿波，又惊又恐，两人空身，走下公，唱着歌曲掩人耳目往回走，事后多日，才得知阿恒也得以走脱，自己回队。
我决定再次偷渡，还是选择陆去。因为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曾经协助过不少人，偷渡行话叫做“接局”。就是有些不是落户临近边境地区的人，有求于你，请你协助，或者收留一下，或者带一程，或用单车把他们送到“堆口”。他们当中居然有不少成功的，从而我也得到。
1974年夏天，酷热无比，我与云浮知青阿星上。之前我到广州的“信诚”（旧物信托售卖店）买了部旧单车，修缮一番，备上干粮、指南针、药品，两人同骑一部车上。第一天经白鹤洞到顺德马岗（我的家乡）过夜，第二天骑到中山石歧，当天晚上经长环，到达中山五桂山的牛爬石，弃车入局（弃车，即丢弃单车）。此处本是靓堆口，过往成功率很高。
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偷渡用干粮，行话叫“老干”，是把大米炒至金黄，再用石磨磨成粉，拌以砂糖、猪油。这种干粮不易霉坏，热量高，顶肚不易饿。
连绵不断的大山，进了去就像走入阵，哪辨西东？走了几天，发现走错了，因为听到村庄，是大金鼎地方的。大金鼎是珠海东北面的，不对啊。于是又往回走，先后遇到两队人，一队是一对情侣，另一队是两位中山知青，于是六人合在一起走。
在大山里行走，一般是夜晚走，白天找个隐蔽地方藏起来，尽量避开村庄、农田，最怕遇到生人，连上山打柴采药的农民都要能避则避。
由于走了几天，所带的粮食就失去了预算，有可能影响到后续的行程，偷渡上这种意外情况层出不穷，只能见招拆招。我听说过，有的人因所带干粮食罄，竟然抢夺起同类人来，唉！存亡之间，人性也就失去界限。
一行六人，又走了两三天，结果在中山三乡平原，在越过一条公的时候，伏击，被当地民兵一网打尽。这次我因是中山知青，又被送往金钟所，又关了几个月，之后又被送往农科所，又关了两三个月，强制劳动。
1975年夏天，我又再次实施偷渡，这一次是与郑某同去。郑某，是英德知青，中学同学，与我是八拜之交，好到不得了。这一次是他出单车，我们在广州做足准备，亦是经顺德到中山。这次运气差到极点，可能偷渡潮愈演愈烈，也加强防范，严堵狠抓，我们显然预险不足。结果，在中山长环口，被大队人马截停，打开背囊一看，干粮、指南针、充气救生圈，一应俱全，什么辩解都不用作了。直接把我送到金钟站，再送农科所，两个地方各强制劳动几个月。
在这之前，下乡知青陆续被招工回城，本来，我也是有机会招工回城的，但因何我不作此打算，还要再次偷渡呢？
原因是我此时已经交了个女朋友，对方是上海知青，回祖籍广东新会插队，她在广东是没有招工资格的，这逼得我只能破釜沉舟，再作破壁打算。
这一次偷渡，是我历次偷渡活动中准备最为充足，过程最为凶险，亦最为接近成功，当然，结局亦最为惨烈，这要详细讲。
这一次是打算从水过去，首先，女朋友通过关系，在上海购买了足够的医用胶布，就是医院用来垫床、隔离秽物的那种。由于该种胶布一面是橡胶一面是布，故此能防水且有韧度，适合制作橡皮艇。再委托他人制作，通过裁剪、胶水粘合等工序，一只能载人于水的小形橡皮艇就成型了，再带来广州，用橡皮艇来偷渡，偷渡行话叫“老橡局”。我们先到水库试了试，这个土制橡皮艇可以承受四个人的荷载。至于船桨，就用木板分两段制作，到海边用螺丝接合而成。
我们准备了两部单车，我与女朋友骑车到石歧，与两位中山知青会合，然后，在一个晚上，骑车到中山付涌，弃车入局，进入五桂山。
由于偷渡潮日益严重，加强了防范，巡逻的搜山的比过往频密得多。我们白天藏在草丛中，结果，当天就被一个割芒草的阿婆发现了，而不远处就有搜山的民兵。我们惊恐极了，一边用石歧话向阿婆喊话：阿耄，我们是来的......，一边向她扔过去10元钱。，阿婆放过了我们，晚上继续行。
第二天，我们在一个古墓中潜伏了一日，晚上再走，结果民兵追截，我们被发现了，撒腿狂奔，而民兵边喊边追，情况极为危急。慌不择之间，撞见群狗狂吠，原来，我们跑近了一间小屋，一个老伯电出来查看，发现了我们，原来是看山场的阿伯。我们齐齐向阿伯，向他作揖，求他放我们一马。阿伯，急吼吼地说：“你们还不快跑？民兵追过来啦！”我们爬起来就跑，只听得阿伯又叫：“那条不通，向这边跑。”噢！我这辈子都记得住阿伯。
坏事还未至最甚，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行至第 3日，在过一条臭涌的时候，所有干粮都被浸湿，根本无法入口了。大山巍巍，前面还有多少程不知，要不要就此放弃，众人不是没有想过。可是千辛万苦，行至今日，谁也开不了这个口，那就继续上吧。
根据周围设施情况推测，我们好像接近边界了，不料，一条国防公横亘在面前，看来，这条公兼且有巡逻通道、分隔切割的功能，居然是由边防军驻守巡逻的。我们又累又饿，跌跌撞撞来到公边。
经过观察，边防军的巡逻是有规律的，两次巡逻队经过之间会有一些空隙时间。可是，公对面一侧，是90度角直上直落的崖壁。我们掐算好时间，火速跑过公，人骑人先把我顶上去，由我把绳子拽下来， 一个一个拉上去，居然全部通过。上去后伏下身子回头看，巡逻队刚好经过。
过行话叫“扑网”，有两三个人高，要带备相应工具才能过。而我们除了随身所带的绳子，没有任何其它攀爬工具，这如何能翻得过去呢？虽然，澳门就在一尺之外，我们离之地是何等之近，真可谓咫尺天涯啊！。
此时，我们已经有四、五天未粒米未进了，连最后一粒从上海带来的巧克力都吃掉了，勉强拖着步子，又走了两个晚上，来到吉大，得以接近海边。
不过，强台风夹着暴雨来临了，海面上卷起巨浪，我们听到海边有“救命啊救命啊！”的呼救声。命运如此，造化这样捉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民兵过来要押走我们，我们说又冷又饿，实在无法走。民兵把我们带到岸边不远处一个看场的老伯那里，老伯给我们煮了一锅饭，狼咽下肚。作为酬谢，我们拿出所带的时钟、自装简易收音机、上水衣（预备到澳门后换的衣服）统统给了老伯。
大年初一被送到珠海，站内空空荡荡，即是说，前面的人刚刚被“解局”，即是被送走，我们要待仓满才有可能被分送回所在地所，这种情况行话叫做“垫车底”，这意味着这一轮关押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先我们几日入来的那几个人，对我们言及早一日曾被去埋尸，那些尸体大概就是早前两日大风暴的遇难者。
我注意到，山场站某处墙壁有新修补的痕迹，近来读蔡可枫的回忆，才知是他挖墙逃跑留下的，四个人逃跑，只有他一个跑脱，并去了澳门。他当月二十三号逃跑，我三十一号（年初一）入仓。
女朋友被关入女仓，我担心仓内人少，她会被不良寻机，故此大声她，给她鼓励，亦有提示他人之意，后来女仓逐渐又进来人，我心才稍安。
珠海所内不用劳动，日夜关押，甄别过后分别回户口所在地。的偷渡客又日渐增多。大约四月初，所内如临大敌，进来许多军人，加强镇守，听后来者说是发生了（1976年）。
一直关到四月二十七、八左右，我与阿恒被送回中山金钟站，在这里我已经是四进宫了，人员对我已经是大熟人了。
五月一日，我与阿恒被拉众，只见台上的写着“右倾翻案风、偷渡大会”，发言者称我们为“配合右倾翻案”，唉！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还未批几句，就冲上来十几个人打我，交加，更有人拿起砖头，我心想，这回死得。生产队长二叔，本来也想打我，我见状一把抱住他，把头埋在他的腹部，大叫“二叔救我啊，二叔救我啊！”的声音响彻屋宇。我这个举动，无疑是了自己，一则减少了来自正面的点，二则打我之人，会忌及错打二叔，下手会讲究一点，不过就这样已经够我受的了，特别是有人用砖头打我胸口，至今仍觉有后遗症。同时的阿恒，伤势比我严重得多了。
我心里那个恨啊，心想日后有枪，我会回来全村一人一枪，统统。唉！说归说，几年后二叔死了，我还不是一样回去给他送行？
在关押期间，同仓有个“地主仔”，被诬“妇女”，他叫家人送来万花油之类，还多煮了饭送来给我们吃。人人都变成，只有被称作“”的，给到我一丝人性的温暖。
有人问我，漫长几个月，无人探监，你的衣服如何解决？我回答，夏天尽量打赤膊，其它，靠捡人家出监时遗留下来的衣物，得以遮体。
这一次，总计关押时间够长的，一月三十一（年初一）进来，一直关到九月初死前两天，算是九月七日吧，足足八个多月，才放我出来。
女朋友也回到上海，她的母亲寄来云南白药、田七给我疗伤。我在广州去看跌打医生也看了好多个月。女朋友后来经申请单程赴港了，她的母亲说，女儿可以在等我三年。她们一家的情义我自然心领，我知道，这一段感情已经走到了尽头。
1980年，历经艰辛，我终于申请到机会，来港探亲，当时尚未访港旅游，我算是得风气之先。见到了父亲、兄姐，亲情荡漾。走在街头，我地呼吸着维港的海风，感受到完全不同的一切，我百感交集，泪洒阶前。这就是我魂牵梦萦的？我当初想你想到发疯的啊！所有的痛苦，所有的，一下子涌上心头......
探亲期满，父亲主张我按期回穗，因为他为我赴港作，觉得不能失信于。但我知道他一定会有动过念头，我亦思绪万千，也有过留下来的打算，但是，我已经谈上了女朋友，人哪，并不可以由着性子来。
神父还算幸运的，生在旁边，身处偷渡大潮之中，法不责众，抓住了也就是群众一段时间。不像我们北方，偷渡的太少，能抓住一个就是们又抓着了一个，是“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偷渡者是要被的。如果再加上“出身”等诸问题，是否也是个坎。
时兴起过大，不买车票不带粮票饭钱就能走遍全中国。那时候又是，到边境也不用什么证明。因为我格瓦拉和牛虻式的英雄人物，就跑到了云南，经昆明到了河口，想从那里偷越国境到越南打仗。
看地图，河口县隔河就是越南的老街，有铁通往河内。而其它的边界县如金平、屏边等地没有界河，也许越境时更容易些。但那些地方不通火车，外地人去了比较显眼。而且即使越境到了越南也会因语言不通不知往哪儿走，不像老街那里，只要顺着铁往南走就行了。
当时中国在越南已经秘密参战了，去的是高炮部队和工程兵部队。在河口就看到有不少抗美援越的中国士兵，都穿着蓝色军装，没有领章帽徽。我看到河口是在两条河流交汇的三角地带上。河口南面是东西的南溪河（江？），对面是越南的老街。河上有桥，可让人和窄轨火车通过。桥北面挂着中国国旗，南面是越南国旗。我觉得南溪河不好偷渡，因为它是条在石头山里的河，被山洪冲得岸很陡。尽管河面仅有二三十米宽，但河水较急，而且对面河岸上就是越南居民房子的后院，易被发现。河口西面是南北的红河，在我国叫元江，对面是越南的果柳。红河在中国一侧的河岸较平坦，缓缓伸入河里。对岸是土质的峭壁，爬满了藤子，看上去就像一道绿色的墙，岸上长着一片片的芭蕉树丛。白天都没人迹，晚上就更不用说了。
一九六七年元月五号晚上大约十二点的时候，我到了红河（元江）岸边，脱得只剩一个裤头，把叠好的衣服和装着食品的书包用塑料布一层层地包成一个方块，外面用绳子一道道地绑紧了，留个绳头斜绑在肩膀上就走进了河里。
靠近河岸的河底坡度不大，往前走了二三十步水还没埋到膝盖。忽然间河底就陡了起来，我就歪进了水里。就像冬泳一样，凉水激得我只有进气没有，就呛了一口水。很快我适应了，对着岸上的灯光找准了方向，向正游了过去。
南溪河在河口西南面跟元江汇合后就也成了红河，再往南几百米有座东向的桥跨在红河上。桥西岸是果柳，东岸是老街。我知道河水会把我往南冲，我往西游，合成方向是西南，应当在飘到大桥以前在果柳上岸，然后再伺机过桥去老街。于是我拚命往前游，山体到红河和南溪河的交汇处时我到了西岸。看到前面有块黑乎乎像岩石一样的东西，我猛地一窜，抓住了一根手指头肚粗细的藤子，就停住了。抓着藤子爬了上去，再把塑料包也拉上去，发现我爬到了桌子一样大小的一块硬土质的平台上，往西一蹦就能抓住岸边悬崖上垂下来的藤子。
把塑料包打开，没想到已经湿了一大半。所幸的是棉衣只湿了后背的下半部分，别的地方还都是干的。我赶快擦干身子穿上衣服，还没穿好，只见一道亮光射了过来，把我的眼睛闪了一下。被人发现了吗？心里猛一惊，赶忙趴了下去。但亮光闪了一下就改变了方向，原来是一辆汽车从老街去果柳在桥头处转弯，汽车的大灯光射了过来。我放心了，把没用了的塑料布扔到河里，就抓住藤子往上爬。就像在学校里爬绳梯一样，没一会儿就爬到了悬崖。是平地，在中国看到的香蕉林原来是草丛，大部分都比我还高，我只能在草缝里钻来钻去。草叶子几乎有一巴掌那么宽，边缘部分就跟锯齿似的。顺着摸没事，倒着摸就能像锯一样把手掌锯出口子。几十年后才听参加过“自卫反击战”的人说那叫芭茅草。
想起了我还带了把小折刀，就蹲下去一根根地割了起来。十来米的让我连割带挤走了半个多小时，总算是走出了这片“甘庶林”。往前走两步试试，虽说软软的有些异样感觉，却不像“甘庶林”那样挡住不好走。才走了几步，忽然眼前一黑，我掉进了一个不太深的洞里。我以为是陷井，就没敢再动。但周围却没什么动静，身上也没感觉到有被尖桩剌穿的疼痛。往上看，透过一个人头大小的小洞，能看到天上的星星。想起我还带了只打火机，就打着火四下观察，原来这是废弃多年的战壕。由于长时间不用，战壕悬空长满了藤子，藤子和藤子结在一起，就把战壕给盖住了，就像在战壕铺了张草垫子一样。这层垫子有的地方比较薄，载不动人，就把我给漏了下来。
于是我顺着战壕向着西北方向爬了过去。大约弯弯曲曲地爬了有二三十米，地势升了上去。再摸摸试试，果然是出口。我就出来了。
出口西面不远处就是一排的房子，从第一个窗户往外射出微弱的灯光。我悄悄走到窗户外面往里看了看，里面是一个越南兵坐在桌子前面看书，就蹑手蹑脚绕了过去。昨天在河口时我已经远远地观察过了，绕过这排房子前面就是南北向的公，通往果柳大桥，桥西侧就是老街。从老街一直往南走就是河内。
公上没灯没人没车，我就沿往桥的方向走，没走多大会儿就快到桥头了。但看到桥头有个背着枪的越南兵来回走着，估计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如果马上过桥，我孤零一人，只要那哨兵随便问候一句，我不就露馅了吗？
看到公有个破旧棚子，我就走进去凑了个角落坐了下来。棉衣湿了半截，小风从竹子缝里吹进来，把我冻得直打哆嗦。迷迷糊糊等到可能是四点多，公上有了人说话的声音。看到公上有两个越南人挑着担子走了过来，估计是赶早集的。等他们走过去后我就跟了上去，距他们俩约二三十米。到了桥头，那两个越南农民跟桥头上的哨兵说了几句话，估计是相互问候。我怕那哨兵也照章办理给我来一句，灵机一动就吹起了口哨，吹的是越南歌曲《解放南方》。走到和那哨兵并排的时候，那兵果然也对我说了句什么。幸亏我吹着口哨，就笑着冲他摆了摆手，一边更响亮地吹着口哨走了过去。背上出了不少冷汗。
过了桥就是老街市了，没多大会儿就听得由远及近的火车声，顺着火车响声的方向走就找着了铁，顺着铁我就往远离城市的方向走了出去。
等天色大亮的时候，我看到铁上每隔一公里就有一个白石头碑，刻着HanoiXkm，到河内的距离是300多公里，估计得走一个星期。在河口时我买了二十包云片糕，计划是每天两顿每顿两包，算来只够我吃五天。即使上还能找着些芭蕉木薯之类的东西充饥，估计也难撑上一个星期。走一步是一步吧。
越南是法国人修的窄轨铁。原想走在枕木上，但一步跨两根觉得吃力，一步跨一根枕木又像花旦的小碎步。身边有时会走过去一两个越南农民，都是光着脚丫子在枕木下的碎石上健步如飞。而我则照例盯住铁吹口哨“解放南方”。
这一天我才走了30多公里。枕木上常能见到农民晒的木薯干，就捡了些，就着云片糕吃下去，感觉还行。渴了就喝边稻田里的水，不远处还漂着牛粪。
快天黑的时候看到一个废弃了的草棚子，我打算就在这儿过夜了。天黑以后大约有一个小时，北面传来了老街往河内开过来的火车声。在国内我就听说过越南的火车因为怕美军空袭都在夜里开，天亮时就能到达河内。火车经过时候我看到它不开灯，边同后面的车廂里也都是黑灯瞎火的。这情况让我决定明天就换火车，只要了混上去，一夜就能到河内。
从那列客车过去以后铁就忙了起来，基本上都是货车。过火车的时候我都要去看看，得我一夜只迷糊了不到一个小时。天亮以后我继续往南走，打算走到最近的一个车站后找个地方藏起来，等到天黑以后混上车。
走到大约十点钟的时候我躲到旁的草丛里吃饭，看到背心有些脏，就在稻田里洗了一下。因为要继续赶不能停留，我就折了两根树枝，用稻秧绑成，把背心挑上去边走边晃，好让它干得快些。
才走了十几分钟，对面走过来一个越南人，盯着我的背心看了一会儿就匆匆走了过去。一会儿就听到身后有声喊叫，扭头看到一个掂着步枪的越南喊着冲我跑来，一边跑还一边拉枪栓。跑过来后他指着我的背心说了几句话，像是问我背心的事。我晃了晃背心，用手做了个煽风的手势，意思是这样可以让风吹干我的背心。因为我只势，他就知道我不是越南人了，一把将我的背心扯了下来甩到我的怀里，用枪口往北边一指，喊道：“越离，越离！”意思很明白，是让往回走。我只能照办。他端着枪走在我后面，枪口对着我的脊梁。
我已经在铁上走了那么长时间，见了不少越南人，为什么这会儿才被抓起来呢？再上下查看了一下自己，没什么特别的呀。然而看到手里的背心我就猛地明白过来了：都怪这背心！在铁上摇晃白色的背心，有点儿性的越南人都会认为这是在给飞机打信号，是。不憨不傻的我还看过那么多小说电影，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我不由自主地使劲用拳头狠槌了一下自己的脑袋。那越南人还以为我要采取什么行动，大喝一声用枪口捣了一下我的腰眼。
他先是把我押到一个像是村委会的地方，几个人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审问了我好长时间。看来他们相信了我的话，对我的态度就好了些。那个审问我的象是村干部的人还拿出他的让我看，是中国的“五.四”，意思是中国越南是好朋友。甚至还让我拿着比划了一阵子。然后让我吃饭休息，天黑后就换了个人把我押上了火车，此人没带枪。一个多小时后就到了老街。
出站后顺着沿河（红河）公往南走，走了近一个小时，往东拐弯进了一个小山窝。山窝里有个大院，墙大约有四五米高，有电网，门口还有当兵的站岗。到门口后押我的人对岗哨说了几句，马上就出来一个穿戴盔式帽的人把我带了进去。进去后他命令我脱得只剩裤头，把我搜了一遍。把打火机刀子挑了出来和一起放到一边，衣服往我怀里一撂，就推着我去了一个监号。
监号大约一米半宽，两米长。里面有一张固定的木床，旁边是一个散发着剌鼻气味的尿桶。送我进来的那个兵势命令我穿好衣服，我照办了。他又做手势我躺到床上，这时我才看到床的一头钉有一条厚厚的木板，有两个一拳宽的凹坑。他把我的两个脚脖子放进那两个凹抗里，掂过来一条长木板和一把大锁，看来是要把木板压上去再用锁锁上。我忍不住了，猛一使劲蹦了下来，大叫：“我是来帮你们打美帝的，不是！”我一喊，那个兵也喊了起来，一边抱着我往床上按。我们俩就拧成了一团。
喊声把外面的当官的引来了，他把压在我身上的兵拉起来，说了几句，那兵就掂着那块木板和铁锁。“我是来帮你们打美帝的，不是……”我冲他大声喊，一边喊一边往外冲。他使劲拦住我说：“不得，不得……”说着他就退出去关上了门，在外面锁上了。我又喊了一阵子，没人理我。
天冷，一夜我几乎没睡。第二天大约八点多那个官把我叫了出去，让我跟他在山里走了好长时间，来到一间竹篱芭围起来的院子里，进了一间茅草屋。看来越南真够穷的，的办公室还是茅草屋。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穿绿裙子的女兵，脖子上戴了条金项链。当时可真让我开了眼界，因为记事以来就没见过谁戴过金项链，特别是到了破“四旧”时扔都扔不及，扔都不敢让别人看到。
一会儿又来了一个男军官，坐下后就问问题，女兵翻译。自然是姓名年龄籍贯等们都例行要问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问我来越南后都干了些什么、看到了些什么和将来想干什么。我都一一如实回答了。后来就给我照照片按指印，然后又把我带回去了。
回去后让我吃了饭，不一会儿又来了两个军官继续审问。高个子翻译好象是姓黎，领章显示是上士军衔，戴了个粗大的金戒指，瘦骨伶仃高颧骨凹眼窝厚嘴唇，无精打彩的一副瘾君子相；主审官矮矮壮壮的，好象是姓陶，中尉军衔。重复问了老问题后又问我有什么要求，包括长远和现在的要求。
我说我想支援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留下来抗美援越。陶中尉说他很赞赏我的献身，但又我偷越国境的错误，并说按照两国交往惯例，像我这样偷越国境的人一定要被送回中国。我大声反驳说你们越南人的南方你们不去解放，我来支援世界，难道还错了吗？
黎上士愣了，连翻译都忘了，瞠目结舌好一会儿才直接问我白求恩是谁？这下我也愣了：中国上说全世界人民都在积极学习毛著作，我还以为白求恩是世界名人呢。却没想到身处反帝斗争第一线的越南战士竟然不知道白求恩是何许人！我只得把白求恩的故事讲了一遍，说我是在白求恩下来到越南支援他们反帝斗争的。
没想到等黎上士把我的话翻译完了以后，陶中尉却说他不认识什么白求恩黑求恩（他把白求恩念作白丢恩）。而且白求恩去的是中国不是越南，你们中国人愿意让他留下来，我们越南人管不着。但我们越南人不需要你这样无组织性纪律性的人来帮我们搞。按以往的规矩，我们要把你送回去。
我看他是横了心，就也横了心，把右手的中指放进嘴里咬掉了块皮，伸出左手把桌子上的白纸抢过来张，写上了“要求留在越南支援越南”几个血字，放到了他们俩面前。陶中尉愣了好一会儿才把那张纸递给黎中士，黎上士把我写的血书的意思给他翻译了，他们俩就讨论了起来。后来黎上士对我说他们已经被我的决心了，但做不了主，得请示上级领导。。
黎上士又问我有什么眼前的要求，我要求别把我再像刑事犯一样关在小黑屋里。另外天太冷，希望能给条被子。回答说可以，从今天起就让我住在旁边这间屋子里。但活动范围只限于这排房子和它前面的小花园。
他们走后有个当兵的把旁边的那间房子打开了。里面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过了一会儿又给我送来了两条毯子，这间房子就成了我的新住所。
细观察了一下：这个大院由一道南北方向的墙一隔为二。东边是一排排的监号，昨天夜里住过的那间小黑屋就在那边。墙西边有我现住的一排四间房子。第一间像是室兼室；第二间就是我住的屋子；第三间像是仓库；第四间像是的医务室，傍晚的时候经常有来这间屋子要药抹碘酒红汞。房前是一个小花园。再往前是一个像是教室的大竹棚子，再往前就是一排排住人的小竹棚子。估计是已经判过刑正在的住的地方。他们每天都要到大院外四周的小山包上劳动，上下工都要从我住的那排房子的后面小上走过。
几天后有些熟了，下工后常有些会几句中国的话的人借去医务室为名来跟我攀谈。负责给我送饭的是一个戴盔式帽的年青人，穿一身没领章的军装，像是当兵的犯了法，进了后又被指定为头头的。只要他一来，别的就会像学生见了老师那样噤若寒蝉。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大家都叫他阿明，也许是阿敏，或是嗯敏嗳。越南话听不清。
有次送饭的时候，我问他是因为什么进来（）的。他伸出两手象是握着方向盘左右晃，嘴里滴滴滴滴地叫，说明他是司机。然后双手大幅度晃起来，装做惊惶失措样子，然后叫一声“咣！”，就把眼闭垂了下来，像人死了一样，意思是他撞了。我明白了：他属于说的“人民犯了法，也要坐班房”的比较“干净”的，是可以信赖的人。所以他能当的头。但我明明看到他经常在最头上的那间屋子里给其它们看病，难道他进来以前还是医生？再问他时他就听不懂我的话了，但也许是有难言之隐，故意装做听不懂吧。
越南不管还是干部每天都只吃两顿饭，饭是碎玉米和大米掺半蒸的二米饭。据说是为优待我还单独给我做饭，一般都是像黄瓜一样的瓜片用鱼油熬熟，放些盐就是我的菜，一股子腥味。阿明送来饭菜后总爱指着菜翘起大拇指说：“OK，OK。”似乎很眼红。但我让他吃时，他又不吃。
以后陶中尉和黎上士还一起来过几次，来了都是闲聊一会儿就走了。我好几次问他们上级研究得怎么样了？陶中尉总是说别急别急上级很慎重。陶中尉只会几句中国话，还能说几句英语和俄语，我们俩就是用这种杂烩语言进行交谈。记得有次他曾用俄语对我说：“基打依，罗西亚，越南，德鲁斯巴（中国苏联越南友谊）。”用拳头一砸桌面：“US！”意思是中国和苏联和越南联合起来打美国。我摇摇头，说：“基打依越南德鲁斯巴，基打依，罗西亚，Against”比了个对立斗争的手势。意思是中国和越南友好，但中国和苏联是敌对的。陶中尉赶忙摆起了手，用越南话连说：“烘越特，烘越特（不知道，不知道）……”
黎上士来得比较勤，这是因为我们俩说话用不着翻译。他的中国话是在昆明学的，学了两年，能说一口昆明普通话。他还给我拿了一本越南小学生的中文课本，教我学越南话。我给他讲了不少中国的事，“破四旧”大冲军区砸省委揪斗老干部……把他听得目瞪口呆。他还跟我学了些中国歌曲，他最喜欢的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后来我发现黎上士在我这儿时经常左顾右盼，原因是们上下工都要从我窗户后面的小经过，他常注视他们。我发现他最留意的是一个留披肩发的年青女，有时还扔下我出去找那个女说话。但那个小女人总是不多说话，半天说不了一个字，脸上还常露出不耐烦的表情。不用说，那女人长得不错。
而陶中尉他们不来时我就没事可干。因为想到我可能会留在越南战斗，我就学学越文，学烦了就搬把椅子坐到花园里晒太阳看蚂蚁上树打架。其间我学会了些简单的越南话，也跟黎上士学会了用越南语唱《解放南方》。
二十多天后的一天晚饭后，天已经快黑了，我坐在花园里不想回屋，看到两个女走了过来。其中的一位是个老婆子，跟在她身后的就是那个披肩发的年青女。她们走近了后，老婆子说：“龙吉（同志），多大年纪啊？”是边境地区的云南话。
老婆子一边说一边吐着嚼槟榔嚼出来的红吐沫，满嘴的牙都因为长年嚼槟榔而变得漆黑，嘴一张开就像个黑洞，令人讨厌。于是我懒懒地回答十九岁了。她说：“十九岁？龙吉好高大哟！”其实我并不高大，因为越南个头普遍都低，就显得我高大了。这时她身后的年青女人拉了拉她说了些什么。老婆子就指着那小女人对我说：“她，也十九岁哟。”又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估计她所会说的中国话都已经说尽了，就又重复了一句：“她，也十九岁哟……”对小女人说了句什么，就微笑着嘟嘟囔囔地走了。
看老婆子走远了，小女人笑着比划着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懂，只有连说烘越特烘越特（不懂不懂）。她做了个失望的表情，往前又走了两步，再张嘴想说些什么时，学习的铃声响了。她遗憾地甩了一下手，摇了摇头，扭身走了。
她们学习的地方就是花园那面的大竹棚子。远远地我看到学习的时候经常往我这面看，但却看不清楚她的表情。
第二天早晨我还在睡觉，被敲窗户的声音给叫醒了。起身一看，那个小女人在窗户外面正冲我笑。看到我看她，她指了指窗台，扭头跑了。我走到窗户前面，看到窗子外面的窗台上放着一面长方形的小镜子，镜子放着一朵红色的小花。镜子大约有一寸半宽、两寸长。很厚，大约有小拇指头那么厚。我不知道她送我这镜子是什么意思，拿起来再坐到床上时便有些想入非非。但这儿是越南的呀，不是小说里描写的花前月下。她想干什么呢？以后呢？……
等阿明给我送饭的时候，我拿出小镜子让他看，意思是想让他给我参谋参谋。没想到他一看到镜子眼就直了，一把将镜子抢了过去，用手比了个披肩发的样子，疑惑地看着我。我知道他比划的谁，就点点头。他就有些急了，赶忙把桌子上的中文课本拿起来翻。翻了几页后，他指着几个越南字的中国字让我看。我看到那两个汉字是“”，就说：“。念，。”他点点头，指着我的胸口说：“你，。”又比了个披肩发的样子，说：“她（肯定是她），不。不。”我不知道他说的不的具体含义，就说：“烘越特，烘越特。”他又急着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懂。后来他看我们俩没法交流，忽然间就跑了出去。跑到门口时他把手里的镜子冲着我扬了一下，意思是他拿走了。我知道他是要去报告，有些恼他，却又无法追他。只能庆幸自己还没傻到底，没把那朵小花让他看。
过了一会儿黎上士来了，身后跟着哈巴狗一样的阿明。黎上士满脸笑容，把镜子举到我面前问：“是她给你的？”我生气地点了点头。他不理会我的表情，还是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别生气嘛。你不了解这儿的情况，可不能上她的当呀。”我问：“她怎么了？”黎上士说：“她的事，你就别问了，反正她不是。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想留在越南打仗，就得听我们的。”这可是关键问题，我的脸色立刻就恢复了正常。看我没了，黎上士就详细地询问了小女人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俩交往的过程和细节。然后说：“记住：你要是想留在我们越南，以后就不能再理她了。”说完就带着阿明走了。
他们走后，我坐在花园里胡思乱想了好长时间。后来看到一行三人从墙那边走了过来，前面是那个小女人，后面是黎上士，最后面是阿明。走到第一间房门口，黎上士一指门，阿明赶忙上前开了门让小女人进去，黎上士也跟了进去。阿明就像个哨兵，在离门有十来米远的地方走过来走过去。我瞪圆了眼睛狠狠地盯着他，他就是不看我。
房间里传出黎上士高一声低一声的声，过了一会儿声音就低了。又过了一会儿，房间里传出了小女人的哭声，阿明便赶忙蹑手蹑脚地前去，趴在房门边上听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阿明像是听到里面的人将要出来了，赶忙跑回原处，又像个哨兵一样来回走了起来。不一会儿门开了，黎上士一边戴他的盔式帽，一边走了出来，出来后高举双手，伸了个舒舒服服的大懒腰，走了。
看到黎上士的身影刚在墙角处消失，阿明便急忙跑进了那间屋子。马上就听到两个人小声吵了起来，然后“啪”的一声响亮，听着像是打耳光的声音，接着阿明便飞快跳了出来。衣冠不整的小女人追到门口，看到阿明已经跑远了，就站住了，低下头把衣服扣子重新扣好，然后低着头慢慢地走了出来。走到花园那边和我平行的时候看到了我，冲我低声喊了几句什么，像是在骂人。我想分辨几句，但想到她听不懂中国话，就没吭声。她看我呆呆地看着她，便弯下腰从地上拨起一株带泥的花扔了过来，正砸在我脸上。然后摇摇头，走了。
天黑了的时候就该着们学习了，花园那边的大棚子里照例又坐满了。这晚上的气氛有些不寻常，的头头，好象是姓文的所长也来了。他站在台上严肃地说了几句话，那个小女人就慢慢走到了们的前面，转过身来对着们，头低着谁都不看，而们则乱七八糟地吼了起来。这架式我很熟悉，是会。越南跟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点上是一样的。
文所长一伸手，们静了下来。他昂扬顿锉地讲了几句话，们就又吼了起来，阿明在下面来回走着叫着，像是在大家的情绪。但小女人就是不说话，连阿明往他脸上吐吐沫也不吭声。后来阿明把嘴伸到小女人脸前，像是要咬她似地大吼几声，像是在她一个重要问题。还是没回答。于是阿明使劲一跺脚抡圆了右臂，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小女人脸上。
小女人立刻嗷地一声哭了，尖利的哭声一发而不可收。们又群情激昂地吼了起来，小女人却只是哭叫。没一会儿文所长就恼了，站起来大吼几声。们都静了下来，小女人却一直在哭。文所长训着话她哭着，不管怎么说就是停不下来。后来文所长就烦了，吼了几声就结束了学习。
后来陶中尉和黎上士来了，说我现在住的地方不合适，要给我换个地方住，让我好所有的东西跟他们走。我想这肯定是个好兆头，因为将来要让我留在越南跟他们一块儿打仗，再住在这里就不合适了。所以我又高兴了。
出了大门，看到门口停着一辆苏联造嘎斯69吉普车，车里除司机外还有个当兵的坐在后排座上。陶中尉让我上车，黎上士跟着我上了车。然后陶中尉坐到了司机身边，黎上士和那个当兵的一左一右挟住了我，汽车便在漆黑的山间小道上飞跑起来。我顿时觉得不妙了。
汽车跑了好长时间，最后停在了一座大桥边。我仔细一看，对面不就是河口吗？这就是连接河口和老街的那座桥。我气虎虎地问陶中尉：你们为什么要骗我？陶中尉通过黎上士对我说：因为我们两国是友好国家，所以我们要尊重你们国家的意愿。你们国家让我们把你给送回去，我们就只能把你送回去。
既然已经到了这地步，再说什么也没用了，陶中尉和黎上士就一左一右挟着胳膊把我押上了大桥。走到桥中间的时候我还于心不甘，就问陶中尉叫什么名字，陶中尉笑了笑，让黎上士告诉我：他叫越南国。
到了河口这边，河口的人早已在那儿等候了。接收了我以后，把我关在河口里。那个把我从桥上带回来的年青说他姓谢，要我写个检查并以后再也不偷越国境。过去我听人说过：如果偷越国境去资本主义国家，抓回来后要判三年徒刑；如果偷越国境去社会主义国家，送回来后判三年。所以我很消沉，想着我本是好好的人，三年出来就成了有污点的人。活着本来就没意思，那样一来就更没意思了，所就想死了算了。所以连着两天我都没写检查，谢来向我要时，我就说写不出来。
第三天晚上，我在院子里折了一段竹子削成笔，用小刀把手背划开，用血给妈妈写了封信，意思是我走到这一步太没意思，干脆死了。但这时谢推门来了，看到我的动作后仔细问了问我。我把一切都说了，包括我的想法。他说他很同情我，但我的做法不对。他说如果我还能相信他（这句话说了两遍，而且眼睛一直瞪着我），就写份检查，并不再偷越国境。
我听说得话中有话，马上就写了份检查。说自己虽然到越南是要求抗美援越动机没错，但无组织无纪律给中国脸上抹了黑，现已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并以后再也不偷越国境了。写完就交给了谢。
第二天早还没亮，谢就把我从床上叫了起来，只说让我好东西跟他走，后来跟他就走到了火车站。他把我送上车，给了我一张车票和一些吃饭钱。一直等到火车缓缓启动了他才跳下车。下车后还跟着车走好一段（小火车跑得慢），目送着火车逐渐加速。估计是他是怕他前脚离开我后脚就跳下来，再次偷越国境。如果再偷越一次国境，我已经有了经验，就不容易再被抓回来了。
那时的小火车只在白天开，到开远后得停一夜。我一到开远，开远县的人就找上了我，告诉我不得随意行动，必须去昆明回郑州。也是他们把我送上火车后才离开我。
到昆明我主动去了省，想让他们给我做个结论。的人说我一被抓起来越南人就通知他们了，放我的决定也是传达给河口的。说我没犯能被抓起来的罪，让我回家。我就回家了。
回郑州后尽管没人因此事找过我，但不少迹象却表明我是的内部控制对象。到一九七0年“一打三反”运动时我因议论被郑州机关军管会抓了起来，九月三日以“现行”罪把我判了无期徒刑，这事也成了“”的一部分：“……并于一九六七年元月五日偷越国境，祖国。”抗美援越变成了祖国。我们那批（包括了的十六个人）时都没给，这段话是从上看到的。
死后母亲提出上诉，因为还没，河南省高级法院于一九七五年十月给我改判成有期徒刑五年（我已经住了五年半了），原“现行”不变。关于我偷越国境这一部分“”，“予法（75）刑申字第13号刑事裁定书”上是这样写的：“原判所定，‘偷越国境，祖国’是根据夏犯一九六七年一月偷越国境逃往越南的事实认定的。经查，夏在外逃过程中，并无祖国，当经云南省河口县审查，结论为：‘末发现重大问题’，报请云南省军区批准，‘教育’，作过处理。原审机关于一九七0年八月，重新依此定为祖国罪，依法，是错误的。”抗美援越就又不是祖国了。
那时还有些人也跑到越南抗美援越，有部分跑到了中国部队里，据说是让留下了。其中还有位装甲兵谢副司令的孩子参加了高炮部队，后来在炮位上。当时大家都挺羡慕他他说他是英雄，而到一九七九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知道这事的人再说到他，就都说他傻了。我想，幸亏我被回来了，否则那些在对越战争中负伤的士兵会骂我是的王八蛋吧。
河口县的那位谢对我有恩，但从云南回来后我是戴罪之身，自觉没资格和当的他联系，就一直没联系。等到一九七九年我后觉得能跟他平起平坐了，就给他写了几封信。然而不知什么原因，他一直没回信。前些年我的小说出版了，里面写的有在越南那的那一段，我就又想再和他联系一下。打电话给河口，说是他已经退休了，若想寄东西可寄至老干部科。我给他寄了一本书，却被退回了。是不是因我的事让他受到了损伤？但不如从命，何况大恩不言报，也没资格报，我就没再和他联系。心里却一直纠结。
我很喜欢艾芜的《南行记》，是一个青年在缅甸流浪的故事，实际上就是艾芜的自传。八十年代此小说曾搬上电视，由文演青年艾芜。电视里文采访八十多岁的艾芜时，艾说他二十岁时光着脚板从四川流浪到缅甸，有时真是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儿，已经到了身力俱疲的地步。但现在还想再走一下过去流浪的，细想一下，觉得那段经历还是让他神往的。现在回忆一下，我似乎和艾芜一样，也是觉得在越南没被抓起来的时候是最让我神往的，因为我是在我神往的道上奋斗，好像胜利就在眼前了。
不知老街那座在对越战争中被战火毁掉没有。如果它还存在，而且我住过的那间小黑屋还没粉刷过的话，那墙上还应当刻着当年我胡诌的一段顺口溜：“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见老胡（志明）非好汉，行程不到两万。”
很常见的事情，不是偷渡风，是偷渡潮了哦！有的一个村全跑光光了，还是邓大人思考了3夜，果断提出，一下解决了。
73年我曾在珠海部队一个农场，种甘蔗，经常遇到抓获的偷渡犯，一串串的，铐子两人一副，走的整整齐齐。一个孩子经常在我们农场水闸玩耍，父母都跑走了，家里就他一个了。
团组织股长转业后，带小蜜逃港了，我们都大吃一惊，干组织的，那马列理论，讲的好哦，我们都，竟然也逃港了......九几年战友，正好他回家乡投资，县里成大红人了，得到消息，他跑来参加，战友见面亲热的不得了，一再鞠躬说当年对不住好多战友哦，了许多战友的，现在说这个有啥用哦？！他坐前面，战友们都有气，孬种一个！他的钱，他全包了，战友不领他的情......最后留下10万......
元老胡逸民也是远见：他因帮助方志敏传递出手稿，而有功于，遂于1949时留下来。但1954工商业，开始他的房产、资产等，他就意识到，新开始食言！仅此一念，就令他万念俱灰，遂携小妾、金银细软避至------八十年代再次衣锦荣归，安享晚年！
有些朋友搞错了，口述历史使用第一人称，故此主人公并非我，本人只是记录者、发布者。文末已交代清楚。
很常见的事情，不是偷渡风，是偷渡潮了哦！有的一个村全跑光光了，还是邓大人思考了3夜，果断提出，一下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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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有个笑话，说有个北方人，抵达广州，看到珠江，许多人游泳，于是下水。到了对岸，高声大乎：“我到了了！”。
其实，楼主顶卒的那些年，港澳好不到哪里去。唯一的好处，就是那边就业基本没问题。如果没有亲戚的，多数住在棚户区，吃饭么，多数在地盘吃上一餐两餐，到了那个地步，混饱肚子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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